蒙古來的手術「催眠師」
記者詹建富/專訪
她來東基開刀房默默做了三十一年的專業麻醉工作,陪伴無數手術病人安全度過生命關卡;人家稱她是手術房裡的「催眠師」,有了她,「睡眠人」不需要白馬王子,也會自動甦醒。
在生死一線間的開刀房內,除了主刀的醫師外,承受的壓力最大的,莫過於麻醉的醫護人員;他們緊盯麻醉儀器及病人情況,分秒不離。美國籍的耿喜音(Carol J. Gunzel)來台任台東基督教醫院麻醉護士,迄今已三十一年了,在壓力下工作,守護病患安度生死線,她從不求回報。
耿喜音最喜歡自稱是「蒙古人」;因為父母都是宣教士,早在民國二十年,即自美國前往中國大陸傳教,並選擇在大漠之南、察哈爾省(目前中共改稱為內蒙自治區)及河北省的張家口等地,巡迴傳播基督信仰。兩年後,這對夫婦有了第一個結晶,隔年,耿喜音來到人世;兩兄妹便在塞外,跟當地孩子踢毽子,打成一片。
少女時代的耿喜音,自小目睹面對黑頭髮、黃皮膚的中國人傳教,雖然初始因民心閉塞,大家對洋人的信仰不以為然;但漸漸地,教徒多了,民眾對父母信賴深了;她目睹純樸的中國人和父母間建立起來的深厚情感,耿喜音便立志藥追隨父母,每日祈禱神的旨意能帶領她,也走上宣教士的路。民國三十八年大陸變色後,中共政權再也不准外籍宣教士傳教,因此,耿喜音一家人遷離了內蒙古,向中國告別;那年耿喜音十六歲。
立志宣教 赴美修習麻醉護理
耿喜音隨家人到加拿大,進入加拿大聖經學院唸高中;為了完成醫療宣教士的任務,她又進入衛斯理教會所設的護理學校,學習照顧病人的技巧。雖然她一心想著再到遠東來,過程卻極盡曲折。直到民國五十三年,她應加拿大協同會指派,才揮別父母和初戀情人,來到台灣。這時,距離她首度告別中國已十多年了,耿喜音的中文已顯生疏,於是她先在台北學中文兩年,民國五十五年即加入花蓮門諾醫院護理行列。
在門諾期間,耿喜音與經常往返花東縱谷,從事巡迴醫療的台東基督教醫院創院院長譚維義熟識;她知道譚維義一心要在台東蓋醫院,好救更多的人,也正需要麻醉護士來協助手術。於是,她便在譚院長引薦下,先到美國進修麻醉護理兩年;民國五十九年耿喜音帶著新技術回到東基,擔任麻醉護士迄今。
這麼多年來,耿喜音在開刀房的「最佳拍檔」同事林春花說,她還沒到東基報到前,耿喜音一肩扛下了東基全部的麻醉工作。回憶民國六十年初期,小兒麻痺兒滿滿是,需要接受患肢矯正手術的難以計數,譚維義從外面帶回一個個病童,為他們開刀,訂做支架;不論一天開幾檯刀,耿喜音一定都負責每名患者的麻醉到底。除了急診手術及小手術以外,那幾年,東基每天開刀房排得滿滿的;一天五、六檯刀,算是稀鬆平常;耿喜音都咬著牙,撐過來了。
耿喜音對病患的照顧,可謂無微不至;術前,她為病患詳細解說開刀過程、預估手術過程時間,她還會帶領過度緊張的病人禱告,要他們祈求上帝保佑手術順利。最令林春花及東基同仁動容的是,她不僅在術前、術中仔細掌握病人狀況;即使術後兩、三天,也不忘到病房探視病患手術恢復情形,並和病人一起唱聖歌。
擠壓呼吸袋七小時 奇蹟似地救活病患
曾有一名楊姓病患在動完肝膿瘍手術後,推進病房時,突然大出血;由於情況危急,再次送進開刀房;由譚維義院長主刀,耿喜音負責為病患麻醉。林春花回憶,早年東基用的是老式麻醉機,它不如新一代的麻醉機先進,不僅需要先算好麻藥劑量,且未附有呼吸袋,得靠雙手人工擠壓,以送入調整後的純氧與二氧化碳。最累人的是,擠壓呼吸袋的輕、重、緩、急,可要不偏不倚,力道過重、動作太過緩,都會影響到病人的呼吸,危及生命徵向。
那檯緊急手術從晚上十時開始,持續到凌晨二時,楊太太的情況時好時壞;心跳監視器的波幅也起起伏伏,甚至數度呈一條死寂的直線,之後再徐徐恢復波動。疲憊已極的譚醫師盡了所有的力,只想將楊太太從鬼門關搶救過來,卻沒有絲毫把握;因而不斷懇求上帝垂憐。當譚醫師縫合傷口後,下樓休息時以近清晨五時,耿喜音仍勉強撐住空乏的身子,以顫抖的雙手,繼續擠壓呼吸袋。熬過漫長的七小時後,她的眼皮有如千斤重,直往下垂,雙手卻一刻不能停;手痠了,甩了甩,再擠。她不斷祈禱,請求上帝:「主啊!求您賜我體力,我要為楊太太撐下去,也請您幫她撐下去。」
晨曦破曉時刻,耿喜音發現:她的祈禱應驗了;眼看心跳監視器開始呈現規律波動的線條,她難以置信地跳了起來;第一件事便是感謝上帝,她彎下腰,輕吻楊太太的額頭,歡喜地淚流滿面。
備註:已返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