楊清雄 專訪
「半夜病人按門鈴，若是爬不起來，就別想當醫生！」父親這麼告誡，讓出身醫師世家的張裕泰，可以在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裡，熱心為貧困的患者，服務近20年迄今；可以每年自費出國義診數次，即便染上瘧疾也無所懼；更可以在SARS期間，於封鎖的院區內，堅守崗位陪伴同僚、患者到最後一刻，因為他堅信：「能夠幫助需要幫助的人，是一種福氣！」。
日據時代的台北市，行政區並不大，現在的台北市木柵區，仍隸屬於台北縣木柵鄉；整個鄉裡頭，只有兩名醫生；其中，最為人尊重的，就是張裕泰的父親–張炎虎。
回想童年時光，張裕泰印象最深刻的事，便是半夜常有人到家裡敲門、按門鈴；「晚上常被急促的敲門聲嚇醒，接著就是父親趕著出門去看診。」
張炎虎視病如親且不計貧富的作風，深為鄰里所尊崇，也在張裕泰的心理，烙下深深的印象，自詡將來長大，也要像父親一般，成為人人敬重的醫師。
不過，儘管心中以父親為榜樣，但或許是出身於醫師世家，家庭狀況較為富裕，年輕的張裕泰，唸書並不是很認真，成績自然也不盡理想。
也因為如此，好吃懶做、無所事事等負面形容詞，便常與少年張裕泰掛上等號，反正家裡有的是錢，雖然心中有大志，可是總總被四周的誘惑給牽絆。
這樣的情況，一直到張裕泰就讀於中國市政專校公共衛生科，也就是後來的中國工專時，情況才略為改變，「自覺到自己終於跨入與父親職業相關的領域了，得好好珍惜這機會！」
然而，起步較晚，張裕泰當時的程度，終究與上醫學院有相當大的差距。就在此時，堪稱張裕泰人生轉捩點的貴人出現：張炎虎的日本教師來台訪問！
在父親的介紹下，這名教授願意帶著張裕泰，到日本攻讀醫科，有了名師的帶領，張炎虎當然很高興也很放心地把兒子交給老師，也開啟了張裕泰的學醫之路。
張裕泰說，剛到日本時，由於人生地不熟，加上語言不通，不巧又遇到中日、中美斷交，國內外政治情勢不穩定。張醫生一方面在日本唸語言學校，一方面擔心台灣家中，也擔心經濟問題。
所幸，由於日本的醫學院教育嚴格，讓張裕泰無暇他顧，讓他在課業壓力下，心無旁騖；隔年便考上日本國立岐阜大學的醫學系。正式踏上學醫的過程。
也因為日本的醫學教育態度紮實、嚴格，從父親身上所見到的「視病如親」基本信念，因而更加深植張裕泰的心中，成為張裕泰行醫路途上，奉行的圭臬。
在醫學系畢業之後，由於對甲狀腺方面的問題有著相當的興趣，張裕泰於是選擇進入當時日本甲狀腺權威的學校–日本國立信州大學，攻讀碩士班、博士班。
在攻讀學位的同時，張裕泰也在信州醫院開始了行醫的生涯，這段時間，他所跟隨的教授，要求甚嚴，奠下他務實的行醫態度，也深刻體驗醫師的生涯。
張裕泰對「視病如親」的態度，可以從一個小故事看出來，在日本行醫的第一年的大年夜，接到了醫院打來的CALL機，張裕泰一邊穿衣服，一邊跟太太說：「別怪我不陪你吃年夜飯，我若留下，將有一個女人一輩子沒有先生陪他吃飯。」
這種萬事莫如救人急的態度，深深感動了醫院的患者；事實上，返台迄今二十餘年，仍有數十位當時在日本的病患，總會定時寫卡片跟他報平安。
回到台灣之後，以張裕泰當時的博士學歷，可說是各大教學醫院競相爭聘的對象，但他當時，卻選擇了院區老舊、病患大多是貧民、多數年輕醫師不願去的和平醫院。
「醫師所得與地位雖然較高，但是天職就是救人，這比金錢、地位更重要！」父親的這一席話，是張裕泰毅然決然要投入和平醫院的理由，他也沒想到，這一待就是二十年。
事實上，和平醫院的前身，最早是台北市立醫院城南分院，日據時代，則為軍用醫院；民國57年10月，才改名為和平醫院，鄰近萬華區又歷史悠久，素有「萬華人的醫院」的稱號。
台北市的發展重心，後來逐漸東移，萬華區逐日沒落，和平醫院逐漸成為當地流民、遊民與地痞流氓的出沒之地，也因而有了「貧民醫院」的稱號。
也因為萬華區的沒落，加上龍蛇雜處，不時有社會案件，刀傷、槍傷病患大多送來和平醫院診治，和平醫院皆秉持來者不拒的精神，這也是許多醫護人員不願來此服務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其實，剛進到和平醫院時，連張裕泰在內，整個醫院外科醫師只有三名；迄今，還在和平醫院服務的，只剩張裕泰，可見，這裡的環境是多麼「不吸引人」。
不但在和平醫院內堅守20載，張裕泰更把觸角延伸向外，自民國85年後，開始到外地義診，九二一地震後，張裕泰第一時間號召同事，率先進入南投山區救災。
當年汐止地區照三餐淹水的時候，以及前些年台北市遭逢歷來最大規模的納利風災肆虐之際，他也是即刻呼朋引伴直接進入泡水的地區義診，備受災民感念。
前年的敏督利風災，張裕泰更受到台北市政府的委託，進入災區第一時間搶救；也難怪同僚之間都說，只要台灣的民眾有遇到任何天災，總會看到張醫生無私奉獻的身影。
除了國內，張裕泰也從84年開始出國義診，回想第一次出國義診，是到非洲的賴比瑞亞，決定出發前，其實有些猶豫，畢竟，當地的戰亂、衛生條件極差，都是許多醫師躊躇不前的原因。
但在「能夠幫助別人，是一種福氣」的信念下，他依舊邁開步伐、踏上旅程；沒想到，這一出國義診，發現外國的醫療環境更是缺乏，心中那股要幫他人的熱血一沸騰，養成了他每年總要出國義診多次的習慣。
難得的是，他每次義診，總是自費參加；甚至，還要多帶些錢出門，救濟一下當地的災民；張裕泰笑著說，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，就像吃嗎啡一樣，「卻讓我上癮了！」
說吃力不討好也就罷了，民國93年的一次經驗，還差點送了命，但也沒讓張裕泰戒掉這出國義診的癮；原來，他當年到馬拉威義診染上了惡性瘧疾，所幸即時用藥控制、撿回一命。
才把命撿回來不久，南海發生大海嘯，張裕泰又立刻組團，在第一時間，進入災區斯里蘭卡，一方面救災、一方面義診。
張裕泰這種助人不落人後的精神，在SARS期間，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；從和平醫院封院的第一天，他便堅守在急診室的崗位，直到最後熄燈離開。
「這只是盡本分，沒什麼好說的。」儘管如此，張裕泰認為，抗煞期間，讓他看到許多人生百態，也感到人生的無常、人類的渺小。
「SARS期間，每個人都很害怕，擔心下一個染病的會不會是我？」當時人也在急診室的護士林宜嫺說，幸好，看到張裕泰坐鎮在急診室，讓大家安心許多。
林宜嫺說，封院期間，張裕泰不但鼓勵所有同仁，還自己拿起掃把、拖把來整理環境，並幫大家整理隔離衣、口罩等等。「以主任之尊，竟然願意幫大家做些工友在做的事情，真是偉大」
不但同僚之間如此推崇張裕泰，患者對張裕泰的仁心仁術，也相當尊敬，長年給他治療的甲狀腺癌病患林秀月女士便說，張裕泰沒有架子，治病同時還不時為病人打氣，陪伴度過抗癌的難捱歲月。
另一名乳癌患者李彩霞女士，也在朋友的介紹下，自別家醫院轉來給張裕泰看診，衝的就是他親切、耐心，以及抗煞時刻英勇、堅守崗位的精神。
也因為病友們的口耳相傳，讓張裕泰行醫至今近20年裡，看過超過300名乳癌病友、700名甲狀腺癌並有，許多病患一給張醫生看診，就長達十年以上。
對此，張裕泰並不驕傲，反而認為，協助癌症病患對抗癌細胞，讓他學到很多，因為，除了要想辦法在治療過程中，減少患者的痛苦，還要關注到患者的心理層面。
「不時給予病患鼓勵與加油，讓病患安心，這才是視病如親的最重要部分。」張裕泰認為，這是一門藝術，沒有止盡，必須不斷學習下去，或許，就是這份熱忱，讓他常駐在和平，不離不棄。